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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来到安阿伯的时候四处白雪皑皑。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安娜堡。肉麻兮兮的。
那时的密西根大学，来自大陆的本科生还非常罕见，倒是偶尔会碰到来自台湾或是香港的同学，“安娜堡”这怪异的名称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
而我却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曾听说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学校派来接机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每晚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驼。我一直搞不懂，如此瘦弱的老人，如何能够通过拐杖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声音来。
我对他并无好感，所以也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吃力，口齿也不太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能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绷着脸说我根本没听懂他的问题。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异类的感觉。我有些思念北京了。
我下楼后睡意却有些淡了。我索性坚持不睡，趁机把时差倒过来。
我从箱子里翻出阿澜的日记。记忆于是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记忆中我是在烛光下阅读的，可我知道，地下室里虽然漆黑得宛如停电的夜晚，我却并没有蜡烛，只有一盏简陋的台灯。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天竟然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元旦过后，一九九六年的冬季学期——我在密大的第一个学期——便开始了。
密西根大学每年分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自九月初一直到圣诞节前。新年后冬季学期便开始了。秋冬两个学期各四个月，是修课的主要时机，而春夏两个学期各只有两个月，绝大多数学生只在春季象征性地修一点课或者干脆两个学期都不修课，这样计算，暑假就长达四个月之久了。
开学的最初几天，我自然是有些不知所措的。密大要比清华自由随意得多，不但没有班级的概念，有时甚至连年级的概念也不甚明显。临到开学，学生们分分通过电话或电脑，按照学院印刷的课程表，选定自己本学期的课程。至于选什么课，或者选谁教的课，全依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喜好决定。系方基本上不干涉学生修课，只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如我这般一头雾水的学生制定选课计划。
我于是立刻便有些怀念清华了——一个班集，大家上一样的课，完成一样的作业，考一样的试。旷课逃学都无所谓，作业可以拿来抄，考试之前问问同学就知道复习的重点是什么。而现在，没有了班集的概念，我似乎没必要认识任何人，一切都变做自己的职责，仿佛回到幼时，被父亲锁在家里，独自研究屋角的杂物堆一般。
但毕竟，这是在美国，在这里我不认识谁，也没人认识我。这里没有圆明园，没有卧佛寺，即便给我逃学的自由，我又有何处可去呢？
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在系办公室咨询。午饭时间临近，绿眼睛黑皮肤的女教务终于不耐烦起来，果断地给我列了一串长长的推荐课程，然后用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最好每门课都修一遍。
我一手抱着铅印的课程表，一手抱着英汉科技字典，在图书馆仔仔细细研究了一下午。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想要在两年后按时毕业，是无论如何不能遵循绿眼睛开列的课程计划的——那张单子连最基础的《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也没放过。我若照单全收，哪怕每个学期超负荷选课，而每年选满四个学期，恐怕也要三年以上才能毕业。
况且我是不能一年上满四个学期的。除了上课，我还需要打工。我的奖学金只能解决两年的学费（当然还不能是超负荷的选课），而我的生活费——那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费用——都是要靠打工挣出来的。
我横下一条心，把绿眼睛写的计划扔进废纸篓，自己从新制定了一个两年即可毕业的计划。计划上的第一门课程就让我头皮发紧——《高级控制理论》。即便是在清华，我也未曾修过《初级控制理论》呢。我可怜的一点点有关反馈的知识，都来自大学一年级时的《模拟电子》课，而我对那门课的印象，就只剩下那小个子女老师的四川口音了。
上过《高级控制理论》的第一堂课，我便更加忐忑了。
那间教室很宽敞，能容纳上百人，而学生却不过二十人。这样少的人散坐在这样大的教室里，气氛其实是有些散漫的。有个我猜能有两米高的白人学生，竟然在寒冷的冬天穿了短裤来上课，并且公然把脚架在课桌上，两条长长的白腿，离远了看倒好象两段脱了皮的树干。直到教授走进教室来他才将腿拿下，身子却仍半仰着，好像在天文馆看星星。
教授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表情倒是比中国的教授似乎还严肃着些。他的口音并非标准的美国口音，似乎掺杂了些德国风味。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门课算是我们系最难的几门课之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是本科生的话，我劝你放弃，去选别的课。”
我好歹听懂了这句话，心里七上八下。我环视四周稀稀拉拉坐着的同学们，立刻就觉得每人看上去都是研究生的打扮，内心就更慌张了几分。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安娜堡。肉麻兮兮的。
那时的密西根大学，来自大陆的本科生还非常罕见，倒是偶尔会碰到来自台湾或是香港的同学，“安娜堡”这怪异的名称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
而我却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曾听说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学校派来接机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每晚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驼。我一直搞不懂，如此瘦弱的老人，如何能够通过拐杖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声音来。
我对他并无好感，所以也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吃力，口齿也不太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能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绷着脸说我根本没听懂他的问题。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异类的感觉。我有些思念北京了。
我下楼后睡意却有些淡了。我索性坚持不睡，趁机把时差倒过来。
我从箱子里翻出阿澜的日记。记忆于是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记忆中我是在烛光下阅读的，可我知道，地下室里虽然漆黑得宛如停电的夜晚，我却并没有蜡烛，只有一盏简陋的台灯。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天竟然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元旦过后，一九九六年的冬季学期——我在密大的第一个学期——便开始了。
密西根大学每年分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自九月初一直到圣诞节前。新年后冬季学期便开始了。秋冬两个学期各四个月，是修课的主要时机，而春夏两个学期各只有两个月，绝大多数学生只在春季象征性地修一点课或者干脆两个学期都不修课，这样计算，暑假就长达四个月之久了。
开学的最初几天，我自然是有些不知所措的。密大要比清华自由随意得多，不但没有班级的概念，有时甚至连年级的概念也不甚明显。临到开学，学生们分分通过电话或电脑，按照学院印刷的课程表，选定自己本学期的课程。至于选什么课，或者选谁教的课，全依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喜好决定。系方基本上不干涉学生修课，只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如我这般一头雾水的学生制定选课计划。
我于是立刻便有些怀念清华了——一个班集，大家上一样的课，完成一样的作业，考一样的试。旷课逃学都无所谓，作业可以拿来抄，考试之前问问同学就知道复习的重点是什么。而现在，没有了班集的概念，我似乎没必要认识任何人，一切都变做自己的职责，仿佛回到幼时，被父亲锁在家里，独自研究屋角的杂物堆一般。
但毕竟，这是在美国，在这里我不认识谁，也没人认识我。这里没有圆明园，没有卧佛寺，即便给我逃学的自由，我又有何处可去呢？
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在系办公室咨询。午饭时间临近，绿眼睛黑皮肤的女教务终于不耐烦起来，果断地给我列了一串长长的推荐课程，然后用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最好每门课都修一遍。
我一手抱着铅印的课程表，一手抱着英汉科技字典，在图书馆仔仔细细研究了一下午。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想要在两年后按时毕业，是无论如何不能遵循绿眼睛开列的课程计划的——那张单子连最基础的《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也没放过。我若照单全收，哪怕每个学期超负荷选课，而每年选满四个学期，恐怕也要三年以上才能毕业。
况且我是不能一年上满四个学期的。除了上课，我还需要打工。我的奖学金只能解决两年的学费（当然还不能是超负荷的选课），而我的生活费——那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费用——都是要靠打工挣出来的。
我横下一条心，把绿眼睛写的计划扔进废纸篓，自己从新制定了一个两年即可毕业的计划。计划上的第一门课程就让我头皮发紧——《高级控制理论》。即便是在清华，我也未曾修过《初级控制理论》呢。我可怜的一点点有关反馈的知识，都来自大学一年级时的《模拟电子》课，而我对那门课的印象，就只剩下那小个子女老师的四川口音了。
上过《高级控制理论》的第一堂课，我便更加忐忑了。
那间教室很宽敞，能容纳上百人，而学生却不过二十人。这样少的人散坐在这样大的教室里，气氛其实是有些散漫的。有个我猜能有两米高的白人学生，竟然在寒冷的冬天穿了短裤来上课，并且公然把脚架在课桌上，两条长长的白腿，离远了看倒好象两段脱了皮的树干。直到教授走进教室来他才将腿拿下，身子却仍半仰着，好像在天文馆看星星。
教授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表情倒是比中国的教授似乎还严肃着些。他的口音并非标准的美国口音，似乎掺杂了些德国风味。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门课算是我们系最难的几门课之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是本科生的话，我劝你放弃，去选别的课。”
我好歹听懂了这句话，心里七上八下。我环视四周稀稀拉拉坐着的同学们，立刻就觉得每人看上去都是研究生的打扮，内心就更慌张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