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在“”中的不幸遭遇，做了充分的描述。在各种作品中，不乏无尽的哀怨、不平乃至愤怒。这种普遍性的情绪，我能够理解，但是却很难产生共鸣。不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折磨，而是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辛劳一年的农民们只能在过年的时候领到那一点包饺子用的褐色的黑面，而我们这些城里的知识分子家庭即使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却依然能时常吃上白面，尽管不多。如果要抱怨的话，农民们应该更有理由。

    “”中，我们家固然也受了许多的冲击，但是我们这些“被领导”，“被教育和改造”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依然是作为“领导阶级”一员的农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看着我们这些来自城市，接受他们“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的。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我自己从小学开始，始终是在中国最好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并且是免费的。这中间当然有我自己的努力，但是根本上我是享受了当时的体制为我带来的天生的便利。

    路在脚下:我的成长故事3

    或许你会说，当时农民所做的，也是被迫无奈之举，并非自愿，所以不必高看他们，这说明你太幼稚。是呀，农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他们生活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体制使然。可是他们在被称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时候，依然非常友善尊重地对待我们这些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同时又享受比他们高得多的物质待遇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员。这不能不令我这个“被教育者”深受感动，永生不忘。

    所以，我对于那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等阶层发出的哀怨，有同情但是缺少共鸣。固然我没有必要矫情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和所属的阶层在当时的体制下所获得的特权而羞愧或忏悔，但是，农民们过年用的褐色的黑面，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心中的自怨自艾的毛病，却也足以在我成人的日子里，有效地压抑了我对各种不如意的抱怨。不论这不如意来自何方，是因为制度体制的原因，或是公司管理的不完善，还是因为某个领导，及其他个人。

    这多少有点逆来顺受的味道。所以我一直评价自己是一个不太有出息的人。但是，这种逆来顺受，却让我能够努力静下心来，面对现实，在普通的生活当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而有了许多的感悟和长进。

    其实，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生活态度就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正心甘情愿去接受自己选择的生活态度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好的以及不好的，你所希望的和不希望的结果。

    后来懂了更多的历史之后，我理解了新中国那时的体制设置的根本原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上百年的欺辱以后，新中国领导人最强烈的愿望之一。1949年蒋介石把中国能搬走的财富大都运到了台湾，有人说那是中国近代最为贫穷的时刻。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积累和苏联的援助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黑褐色的面粉，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几十年来我们不断有大量的作品去歌颂两弹一星的壮举，可是在老一辈作家之后好像很少有人去为农民们为共和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做出的默默贡献花费笔墨。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付出的血汗，承受的艰辛。

    那褐色的黑面，时常地提醒我，要自觉地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接受所谓的“精英”、“贵族”之类的说法，以“高人一等”自居去傲视他人；并且它告诉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为那些普通人的平等、尊严和幸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固然可以指责别人造成了我们无数的不如意，但是，那两年的农村生活，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每天吃的粮食，就是那些农民起早贪黑辛苦劳作而他们自己却无法充分享用的产出。他们正是我们所说的抽象的国家和民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农民的汗水，让我永远也无法否认，是这个国家养育了我――尽管在我小的时候，吃得并不算好。

    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曾经说过：“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回首往事，我能够在刚刚懂一点事情的时候，有机会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了两年，我感到实在是一段非常宝贵和值得珍视的经历。

    小学老师的教益

    从农村回到城里，我继续上小学。那个时候还是“”当中。尽管教育界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有许多后来认为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可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李秀云，却给了我非常有益的教诲。

    李老师比我的父母要年轻，原来是在外地做水利工作。在我们家回城的时候，她刚刚结束两地分居，回到丈夫身边。我父母和她丈夫都在吉林工业大学工作，她则来到吉林工业大学的附属小学任教。

    那个时候学校确实不太重视读书，我还记得有的班主任非常卖力地带领学生们去参与“批林批孔”等活动，“革命大批判”搞得红红火火，而把学生们的学习放在了次要位置上面。

    李老师固然也要带领我们开展革命大批判，但是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非常紧。

    在我们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比较懂事了。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李老师会用红纸，把我们的考试成绩排出次序张榜公布。我清晰地记得，在红纸上面写着：“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这个做法在当时“”尚未结束的时候，倒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而李老师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当时在班上，她把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差一点的同学组成课外学习小组，放学后一起写家庭作业，所以我就经常要帮助学习差一点的同学。

    在李老师的这种教育下，也因为我一直就学得比较好，而且生来心眼就比较直，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培养出竞争意识，相反不论别人有什么问题，我都愿意尽力去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李老师不只培养了我乐于助人的习惯，而且当我在给不同的同学反复讲解的过程中，我还锻炼出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天生当老师的料，只要你懂的东西，你就能给别人讲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当老师呢”

    人在小时候接受的一些灌输，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李老师给予我的互帮互爱的教育，影响我至今。

    由于竞争意识的缺乏，进入社会以后我在很多人眼里成为了异类。可是，竞争难道不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吗一个社会极力倡导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没有竞争意识不等于不求上进。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取胜，而是要不断地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只有看不清自己的人，才会以外在的目标为超越对象。

    在小学的时候，我不止学得好，而且也敢想敢干。当时李老师很喜欢我这个特点。不过当我做过头了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教训了我一次。

    1976年初夏，长春绿树成荫，凉爽宜人。暑期一到，我们将要结束小学的学业升入中学。当时我在吉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四班学习。我们班分成五个小组，我在第五组。大家将要分别去不同的中学上学。尽管小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们还是颇有些恋恋不舍，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商量，应该买些“纪念品”相互留个纪念。

    但是，在那个年代，家中都不富裕，家长是不会给这笔钱的。我们就开动脑筋想着如何弄些钱。一个同学讲，在他住的“五八”楼的后面，有一个菜窖，是用铁架子盖的，我们可以把铁架子挖出来卖了。在东北，几乎家家在冬天都要挖一个菜窖，用于储存过冬的蔬菜，到开春以后，一般就废弃了，秋天时再挖新的。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卖废品几乎是工资以外的唯一的挣钱方式。

    中午放学后，我们过去“侦察”了一番，发现那个菜窖的顶棚已经开始坍塌，铁架的一部分裸露在外。看那个架子的大小，应该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第二天，一个同学借来了一辆手推车。为了不引起麻烦，我们在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把铁架子挖了出来，推到了三四公里远、大学校园外的废品收购站卖掉。用这笔钱，我们给小组的每一个人买了一个带彩色图画插页的小塑料皮的笔记本，并写下了幼稚但很亲切的留言和祝福。

    很快班主任李秀云老师就听说了这件事，可能是其他小组的同学告了密。她勃然大怒。因为我是组内唯一的班干部，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小年纪，竟然敢做这种事情，自己去弄钱。”

    钱在当时多少还是带有“罪恶”的东西，尽管大家都离不开它。我们这批笔记本，以及还剩下的钱，全都被她没收了。不过她最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家长，而是不了了之，没有让我们太难堪。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挣钱”，可惜都被老师没收了。快乐无忧的小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头脑开窍

    在1979年的暑期，一件小事对我的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我去我的同班同学程昀家中玩。碰巧他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二哥程昕放假在家。当时我们的学习压力在逐渐地增加，大家都热衷于探讨学习方法。而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至今依然广为采纳、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的题海战术，以便在考试的时候，考题的类型尽可能是自己已经熟悉的。

    在直觉上，我对这种做法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我觉得靠这种方法取得好的成绩，实在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这算不上什么有用的本事，费时费力对以后却没有什么益处。当然，这种排斥，也有我自己懒惰的原因，有一点希望投机取巧的味道。

    那个时候，年轻的在校大学生还非常稀少。一见到程昕，我心中自然充满了初中生对大学生的崇拜，很认真地向他请教，到底应该如何学习才是正确的方法。